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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大沪江群学工作坊第3期顺利举办

作者: 发布日期: 2020-05-17   浏览次数 172

  2020513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沪江群学工作坊第3期“疫情下的个人、职业与社会”成功举办。本期工作坊依托腾讯会议网络平台,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赵晔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姚泽麟、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李达、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杨洋四位嘉宾进行在线报告。本期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吴金海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刘拥华教授进行点评。报告开始前,吴金海副教授对本期演讲嘉宾及点评人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感谢,对工作坊的形式表示肯定,认为工作坊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同时希望日后能为大家提供更深层次的互动机会。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赵晔琴副教授就《疫情之下“飘”群体的居住赋权何以可能?》进行报告。赵老师以疫情下的实际故事引入,全面展示租户在疫情中所遭遇的区别对待、社会排斥与歧视,这与主流媒体在疫情中所描绘的集体主义图景形成鲜明对比,租户的遭遇某种程度上是疫情撕裂“社会”的表现。因此,赵晔琴老师进一步追问:在突发公共危机下,为什么租客/外来者与本地群体之间会出现如此的分化?这种区别对待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赵老师试图从两个方面回答以上问题。一方面,她认为需要重新思考“住房”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演变逻辑及意义赋予。她首先以改革开放为重要节点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制度的演变进程;其次,从住房阶层研究来看,住房已经成为中西方阶层研究中的重要变量。因此,无论是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还是住房阶层的角度出发,住房都越来越成为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中心。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探讨租客与本地群体之间出现严重分化的原因,她认为有必要重提居住权(Housing right)的概念。居住权是围绕居住所产生的社会权利,有别于法学上的用益物权。那么?居住权何以可能呢?赵老师以上海为例展示获得完全居住身份的理想模型,认为当下的居住身份是由户籍身份、职业身份等多重身份形塑的,不同的身份设置决定了能否获得完整意义上的居住身份,从而影响了居住稳定性和其它居住权利的获得。这种社会性的身份差序是当下城市分类治理实践的重要依据。

最后,赵晔琴副教授对报告进行了小结。她认为围绕居住形成的权利分层、社会性的身份差序导致了流动者居住的不稳定性,这种居住的不稳定性加剧了城市生活的脆弱性,也直接导致了疫情之下流动者面临的尴尬处境。她希望通过汇报引发大家对住房、对社会生活脆弱性的关注与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姚泽麟副教授就《疫情中医生职业的组织动员与道德激励》开展报告。首选,姚泽麟老师结合社会媒体和公众话语中的观察,从疫情中的“最美逆行者”一词出发,回顾疫情爆发以来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的数量变化。紧接着,姚泽麟老师总结了媒体对于最美逆行者的形象呈现,发现关于医护人员的形象呈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最美逆行者?首先,姚老师认为不能脱离公立医院的体制来讨论对医生的动员与激励的问题,因为与西方不同,理解中国医生时需要结合单位制。在单位制下,组织是动员医生的重要基础,因为当下中国多数医生的身份依然是国家/单位的雇员,其生活和职业发展依然受制于体制与单位。除却组织动员外,内外部的道德激励的动员作用也不能忽视。

对媒体和公众话语的分析发现,与以往不同,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中出现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和话语,主流不再全面推崇集体主义价值观英雄主义,社会对医护人员的道德期待发生了变化。

最后,姚老师对报告进行了总结。首先,他认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虽然主流的声音依然存在,但是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发出,不同的声音可能来自阶层、代际、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之间,这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考察论证。其次,道德激励与物质激励的关系如何处理应该引起关注:道德激励与物质激励不能割裂,但也不能环环相扣,否则容易演变成表演。再次,道德激励的强度需要被关注,不能将道德激励拔得太高,否则容易造成道德绑架。最后,他认为国家道德激励应该标准化和制度化,建立统一的道德激励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李达的报告题目是《疫情之下医者职业角色的反思》,李达引用人类学家Lewontin的话语表明疫情并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疫情、研究医者的角色是有意义的。

首先,李达引用“vocational”“professional”“occupational”三个词介绍了医者的职业角色。其次,展示了生物医学体系下医者职业类别的划分,发现中国目前的医疗体系中,缺乏专门应对疫情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件的从业者。再者,由《日内瓦宣言》和《中国医师宣言》分析中西方医生执业宣言的区别,同时看制度赋予医者的角色,指出国外的医者的自由职业者性质,而中国的医者多属于科层制事业单位。再一步,以“逆行者”为例看疫情期间医者被赋予的角色,结合百度搜索指数进行分析,发现“逆行者”是一个中国疫情期间才建构出来的主流媒体的高频词,在主流媒体中的热度与医生、护士为代表的医者呈正相关趋势,因此,从角色建构角度来说:逆行者是疫情赋予医护人员的角色。


超职业角色问题也是李达报告的重要内容。李达结合自己疫情期间在武汉收集的数据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医务人员身心状况面临巨大挑战。同时,以武汉疫区某定点医院与英国群体免疫逻辑进行对照,证明疫情期间的医生均面临高危风险。因此,医者在医疗物资不足以应对疫情时,医者能否超出职业角色限定范围提供医疗服务,这便是超职业角色问题。



疫情赋予医者何种角色呢?李达认为疫情之下,医者扮演以下角色。在“Professional role”层面,医者扮演着吹哨者、诊断者、治疗者、科普者、照护者、科研者、学习者、超职业能力者等角色,其中超职业能力者指治疗本身无论以何种方式实施都具有疗愈效果,即安慰剂效应。“Occupational role”层面,医者扮演秩序维护者、无能者、传教者等角色,其中无能者指疫情触及了生物医学的极限,医生的医学常识、设备、医疗物资受限的无能。“Vocational role”层面,以在武汉开展的田野调查为例来说明医生平常常规的工作在疫情中存在不同的意义,医者回归到了医学最原始的角色——关怀者,表明了疫情对医者职业角色回归有重要作用。

总结部分,李达博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下,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医者的角色很可能会从主导者变成引导者。在疫情之下,医者的三种角色都被重新建构,有积极的建构也有消极的建构,但是无论何种建构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今后的生活中,无论是医疗体制的改革,百姓对健康的责任感,还是公众对医者的理解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杨洋就《公私视角下“个体”缺位的亲密关系:以疫情下的家庭成员交往为切入点》进行报告,汇报主要围绕问题提出、个体与私人的概念、家庭内外结构的“个体”缺位、家庭私人化逻辑的扩大等四方面内容进行。

杨洋对疫情期间关于家庭的新闻进行梳理,发现新闻主要与“防疫”和“关系”相关。疫情迫使居家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而随着居家时间的变长,家庭关系经历了初期的亲近到后期家庭矛盾爆发的转变。在有限的空间中,家庭成员的相处缺乏界限,会造成人性缺点的大爆发。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始终是缺乏界限的,疫情将家庭与外界的界限明显划分开,导致家庭内部的冲突更加明显。

个体与私人的概念部分,杨洋结合涂尔干和齐美尔的观点对“个体”与“私人”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明确中国社会中“私人”不等同于“个体”,而是社会缺位在国家和集体笼罩之下的个人。随后,其对亲密关系中“个体”形成的标志进行阐述,认为亲密关系中“个体”形成的标志之一是界限,个体的独立感与成员间的互动不冲突。

随后,杨洋对家庭内外部结构进行分析,发掘家庭关系中的“个体”是如何缺位的。家庭内部结构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是从传统到现代,父权衰落的表征还不足以说明家庭中个体化的程度,家庭的内部结构在发生变化,但是在成员互动模式上,始终是“个体”缺位的,呈现的是私人的特点。

外部结构呈现公私模糊的状态。杨洋从“革私”与“假公”分析公私模糊的家庭外部结构,“革私”是一种强国家的立场,国家作为公共领域去除家国的边界,将家庭纳入国家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以“个体”为单位的需求在“公共”的支配中失语。“假公”体现的是一种强关系的立场,本质上是一种私人逻辑,即家庭成员为了争夺公共资源将家庭边界扩大到公共领域,导致具有独立性、公私分明的“个体”在“私人”利益的交织中消失。

人们是如何将家庭中的伦理扩大至社会成为道德标准的?杨洋结合“人伦”与“共生”进行分析,认为二者都是源自家庭亲密关系这个私人化逻辑的扩大,“人伦”是从个人到结构的进入,共生是从结构到个人的回归,家庭中私人化已经造成了“个体”的缺位,并且私人关系富伸缩性,扩大之后,个体会在家庭之外继续缺位,形成私民化的社会,即漠视公共规则的无契约的社会。

最后,杨洋表明,疫情结束后,家庭成员重新回归公共生活,需要进一步反思家庭中的亲密关系要如何做到亲而不密,成员如何自处与共处,以及如何在国家话语中将家庭与公共划开边界。


四位嘉宾报告结束后,刘拥华教授做出全面且精彩的点评。刘拥华教授认为大家的报告是对于疫情下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有效回应与解读,总体上说,四个报告都是围绕人、围绕人的权利进行,即具有典型的“把人带回来”的研究取向。什么是权利?权利是我们对付野蛮和不文明的有效方式,权利分配是现代社会化解冲突和纠纷的有效机制。针对赵晔琴副教授的汇报,刘拥华教授认为其从权利和居住权入手,将小个体在大时代下的生存状况展示出来,并从国家和行动者两个角度进行有效解读:国家层面,是一种具有功利主义的权利观的运作逻辑;行动者层面,在功利主义权利观下,行动者处于一个身份市场支配之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特定的身份,因此当下的行动者呈现出非常焦虑的状态,城市生活也显得异常脆弱。针对姚泽麟副教授的汇报,刘拥华教授认为其从小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发现和分析大的社会问题,报告注意到即使在集体主义背景下,个人的安全、家庭等个人利益并未被贬低,而是被社会大众正常地对待,而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具有的状态。针对李达博士的报告,刘拥华教授认为报告梳理制度和文化赋予医者角色的过程,着重强调了人的有限性、强调医者和医疗资源有限性问题,这警醒我们防控疫情有赖于众人之力,而不应该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医生和医疗资源上。针对杨洋博士的报告,刘拥华认为其研究依然在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框架下进行的,也建议其继续探索宗教和政治是如何打破家和私的观念,使人们依附于超越家的更大的共同体。同时,在现代性情境下,需要更进一步去理解公私关系可能发生的变迁,以及新的行动逻辑是如何可能的等问题。

报告最后,各位报告人针对主持人、老师、同学们的提问逐一进行解答。吴金海副教授建议大家积极关注工作坊的动态。至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沪江群学工作坊第3期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