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的网址

您的位置: 首页  学术研究  学术动态

华师大沪江群学工作坊第1期顺利举办

作者: 发布日期: 2020-05-06   浏览次数 156

2020年4月29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沪江群学工作坊第1期“疫情与共同体建构”成功举办。工作坊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文军教授、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李瑞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刘拥华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杨澜同学,通过腾讯视频会议围绕“疫情下的共同体建构”主题进行了在线报告。本次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姚泽麟老师主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黄超博士点评。姚泽麟老师代表社会学系介绍受邀参加工作坊的四位嘉宾、并表示了感谢。文军教授对工作坊设立的缘起、初衷、规则等进行介绍,希望社会学系能够及时组织学者们就共同关心的社会学主题举办工作坊,展现学者们最新的研究发现,借此可以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也能够借此扩大社会学系的影响。文军教授希望沪江群学工作坊能够坚持办下去,坚持把工作坊办好、办成精品。

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风险社会中的疫情爆发以及共同体防控”。文军教授借用风险理论研究者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指出,风险是与人的不确定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风险往往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

具体来说,现代性蕴含的三种趋势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前两种趋势分别指的是全球化以及人的流动性的增加,这两种趋势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一方面,商品和人口的高速流动,使得流行病传播的速度变得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全球连通的经贸体系也导致原本局部、地方性的风险,很容易就会升级为全球性、跨国际的风险。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去阻断病毒的跨国传播。

第三种趋势是个体化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现代性把人从约束自身的家庭和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个体化之后,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深深嵌入到某种共同体之中,较少受集体性强力的规制,为私利置集体安危于不顾的情况屡见不鲜。而病毒的防控,是一个需要仰赖群策群力的过程,需要每一个个体充分配合、遵守集体的防疫规定。因此,个体化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大大增加了集体防控的难度。

文军教授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三种共同体来对疫情进行防控:第一种共同体即以居住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第二种共同体是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职业共同体;第三种共同体是以新的世界主义立场为基础的价值共同体,即一种紧密联结的、更具包容性和内在认同的文化价值体系,犹如贝克所说的“利他的个体主义”价值共同体。

复旦大学李瑞昌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超级疫情中共同体的凝聚机制”。李瑞昌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所造成的破坏,已经超过人类现有的所有应急预案的应对能力,我们当下面临的疫情属于“超级疫情”。他指出,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他考察了多个社区后发现,一些社区再度回到了松散的共同体状态,防疫措施已不再像之前一样严格了,而这种疏忽可能会使共同体的安全机制失效。原先社区内部的凝聚机制是对安全的需求,当下疫情尚未结束,我们还需重新强调疫情防控的严峻性。

李瑞昌教授在报告中认为,如果说疫情早期社区内部的凝聚机制是安全,即因为担心和恐惧新冠疫情会危及到个体生命安全,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安全构成了共同体的凝聚机制。那么,在后疫情时代,何种因素能够成为共同体的凝聚机制呢?在这里,他区分了“产权共同体”和“财富共同体”的概念。前者是国家意志下的产物,产权属于国家制度规定下的所有关系,而财富则是一个社会和集体意志的概念,社区当中的个体会因为更具社会性涵义和建构性意义的财富观念而走到一起。因此,他认为,在后疫情时代,能够形成社区共同体凝集的机制是“财富共同体”的观念。

华东师范大学刘拥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疫情下注意力分配的政治”。他将疫情下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称之为“注意力的转换”,即从平时日常生活中的注意转向对疫情的高度注意。我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经常会发生“注意力的转换”,即从注意某事转换到注意其他的事情。但疫情下发生的注意力转换则更加突然、更加剧烈。他认为注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有待深化研究的社会学概念,尤其是在米德的社会学理论中,注意的心理学取代了联想的心理学。注意力的分配或者转换,对不同群体或者个体而言,其程度和方式都可能存在着区别,或者我们可以说,存在着注意力的社会分配。专家、政府和民众,乃至细分到不同的阶层,注意力聚焦的位置都是不同的。刘拥华教授进而提出,注意是被建构而成的社会现象。换句话说,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如何注意以及注意的时长等等,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杨澜同学报告的题目是“乡村防疫共同体何以可能——以Y村为例”。这是她和华师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卢明同学共同完成的一项调查。在考察Y村抗疫的过程中,杨澜同学注意到,村庄内原本松散的社会力量,在抗疫动员中被凝聚了起来。农村地区群防群治氛围浓厚,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性质。她指出,在疫情中,由于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村民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命安全,积极配合基层党组织的指挥,这种共同行动形成了利益联盟,这种利益关联是防疫共同体生成的前提。杨澜同学还发现,乡村防疫高度依赖于长期日常生活所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例如,Y村村民多为同姓,人情氛围浓厚,血缘和地缘上的亲近为村民们提供了情感联结,乡土社会的“情面”既能制约普通村民的行动,促使他们遵守防疫规定,亦能促使防疫工作人员尽职尽责,保障共同体的安全。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基于村民本质意志的利益关联与农村社会的情感关联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共同体的形成。

最后,黄超博士逐一点评四位报告人的研究。从文军教授的风险社会学视角出发,黄超补充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现代性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这样的风险,过去社会学家提出的方案是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从本次疫情来看,风险社会管理体制不仅要依靠专家系统,还需要系统性的管理制度来解决诸如医疗物资分配问题、防疫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文军教授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防控提出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方案。

受到李瑞昌教授的启发,黄超提出,不仅存在着由人与人结合形成的共同体,在本次疫情中,各省对湖北的对口医疗支援背后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认同,使共同体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组织之间,成为战疫情的关键措施。围绕杨澜的研究并结合李瑞昌教授的报告,黄超总结了共同体何以团结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强有力的领导开展有效动员,二是外部威胁(新冠病毒)提高了人们对共同利益的认识。

黄超最后探讨了刘拥华教授提到的注意力分配的群体差异问题。他认为,不同群体对疫情注意力分配的差异可能受两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舒茨所说的“库存知识”,它使得医生和中产阶级群体较早把注意力转向疫情;其次是距离,人们往往更关心本地疫情,体现出与新冠病毒的距离会影响注意力的转向。

随后,各位老师针对听众的提问,纷纷给出了中肯的回答。此次工作坊共吸引了160多位老师和学生的参与。至此,华东师范大学沪江群学工作坊第1期“疫情与共同体建构”讲座圆满结束。